何锐已经抱着闺女回到沙发边，将漱口水放到桌上，又帮着何讷言打开饼干盒，何锐才看向总理吴有平。吴有平也不隐瞒，“这样会让行政管理工作的量提升太多。也有可能会影响农村正在进行的土地新承包的推行。一旦回乡的人数超量，土地承包就会受到很大影响。主席，国务院对于新土地承包推行有非常高的期待。农村从人多地少，小块经营，到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大范围的规模土地经营，是不是该更多考虑同志们的积极性？”
“那么多农村人口到城市，很大原因是有退路。一旦让他们认为退路被堵死了，大家还有这么大的热情么？必须让群众回到原来的生活，才能有所对比。国务院拿出来的那些模型，不就是很好的对比么？”
吴有平听何锐这么讲，心中马上回想起一个简单模型。一个农村劳动力进城工作生活，接触过城市便利的生活模式，喜欢其中的某些内容，回到农村后就会模仿。这些尝试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哪怕是模仿再粗糙简略，也已经是将工业化的城市生活带回农村。自然会对农村造成一定影响，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但是在管理者的角度看问题，凡是无法控制的变化都被认为“存在不稳定导致的危险”，哪怕这些变化很可能有利，也没办法改变管理层对于“无法控制”的警惕。
就在此时，吴有平就听何锐说道：“有平，我们就身处这么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20年前，我们还在为第一次货币革命的执行承受着巨大压力，每天即便不说是惊弓之鸟，随便一些变动都能让我们神经高度紧张。20年后，我们已经开始进入第二次货币革命阶段，要为接下来巨大的收入差距开始苦恼。根据20年来的经验，我们就上吧。只要经济还在持续发展，发展中产生的问题都会被发展解决。即便我们在过程中声名狼藉，至少事情得到了解决。哈哈！”
吴有平听出了何锐笑声中的无奈与感慨，心中也同样感慨。何锐功绩太大，声望极高，在中国文化里，于群众们都认为何锐主席怎么可能犯错。但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当时看似完全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于是群众就认为官员们有问题，没能将何锐主席的“圣明政策（旨意）”有效落实。吴有平作为国务院总理，就是负责管理政府部门，所以各部门挨骂，吴有平也跟着挨骂。尤其是在战前经济不好的阶段，吴有平的声望已经跌落到奸臣的地步。
由于何锐是公认的雄主，所以没人用曹操来形容吴有平。那些学了历史，又没学明白的家伙就用一个“吴嵩”的绰号暗指吴有平。这个“嵩”指的是明朝的“严嵩”。最初听到“吴嵩”的绰号，吴有平还觉得很不高兴。如果自己是严嵩，岂不是说何锐是嘉靖么？只是吴有平对此完全不在意，也就没去深思此事。
前年中央度假，吴有平与李润石正好分到相邻的住所。两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吴有平与李润石聊起资本主义定价权与社会主义定价权这个经济尖端领域，叹着叹着就就因为观点相对争执起来。吴有平心情不好，不知怎么就说起了自己“吴嵩”的绰号。
李润石的夫人陶女士为人温和，看到两人都来了情绪，就说道：“吴总理，起这绰号的人虽然对你没有好意，至少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你对主席的忠诚。”
吴有平刚听到这个解释，心中非常不快，突然就想明白了此事。当时的吴有平又是感慨又是委屈，竟然湿了眼眶。
此时听何锐说起“声名狼藉”，吴有平虽然感慨，却再无怨怼。即便自己因为何锐而受了许多委屈以及不解，但是吴有平并不后悔。因为何锐所作所为从来不是为何锐自己考虑，当年吴有平就是因此而选择成为何锐的战友。27年过去了，吴有平从来没有因为这个选择后悔过。
心中小小的自怨自艾了一下，吴有平很快整顿好心情，跟着何锐的思路说道：“第二次货币革命的影响会比想象中更大，我也是亲自经历过之后才明白。主席，未来的冲击中，我们要如何在面对贫富分化的同时保住的核心生产力？”
“有平，别冲动。再想想第二次货币革命是什么。”何锐语气温和的劝道。
吴有平只能顺着何锐的提醒思考了一下。货币革命在本国民众的视角看，第一次货币革命是所有社会行为都用货币结算，第二次货币革命是货币拥有了资产的属性。
但是在整个国家的角度看，第一次货币革命是政府用国家信用发行的纸币进入到本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第二次货币革命则是本国政府用本国国家信用发行的纸币进入到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中。
以中国来讲，何锐争执前，中国因为没有政府信用，金银等货币还是主流货币。何锐政府成为了中央政府后，发行的纸币“中国元”成为了唯一法定货币，金银等贵金属退出了货币领域，成为很有价值的商品。那时候中国元没有国际信用，何锐选择与法国合作，将中国元与法国法郎绑定，获得了国际贸易中的承认。中国元才开始在国际上有了一席之地，而法国通过法郎与中国元的绑定，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让法国在1940年前有了黄金10年的美好日子。
中国发动世界解放战争后，中国元作为中国政府发行的纸币，在广大的前殖民地开始流通。以独立较早的南方四国为例，人民币在这些国家的信用度远超四国本国货币。这些国家除了在贸易中需要大量中国元，其国内的贸易也需要大量的中国元。
原本中国超发货币，财政部、央行以及执行投资的部门要大量开会讨论，从发行、到执行、到货币回收，进行无数的推演，许多人赌上自己的政治生命来推行投资。
当中国元成为了世界货币后，中国国内发行货币的压力骤减。大量超发货币并不在中国国内流通，而是作为非常有价值的货币，成为南部四国国内的实际货币之锚。
很多项目计划3年盈利，实际上的盈利时间很难准确预估。南部四国除了向中国提供大量的订单，满足了中国国内的就业需求之外。还让原本3年就不得不回笼的货币，变成了5年甚至是10年才需要回笼，中国赚到的那点钱和赢得的宝贵时间相比，无疑是时间更有价值。
“那么多农村人口到城市，很大原因是有退路。一旦让他们认为退路被堵死了，大家还有这么大的热情么？必须让群众回到原来的生活，才能有所对比。国务院拿出来的那些模型，不就是很好的对比么？”
吴有平听何锐这么讲，心中马上回想起一个简单模型。一个农村劳动力进城工作生活，接触过城市便利的生活模式，喜欢其中的某些内容，回到农村后就会模仿。这些尝试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哪怕是模仿再粗糙简略，也已经是将工业化的城市生活带回农村。自然会对农村造成一定影响，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但是在管理者的角度看问题，凡是无法控制的变化都被认为“存在不稳定导致的危险”，哪怕这些变化很可能有利，也没办法改变管理层对于“无法控制”的警惕。
就在此时，吴有平就听何锐说道：“有平，我们就身处这么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20年前，我们还在为第一次货币革命的执行承受着巨大压力，每天即便不说是惊弓之鸟，随便一些变动都能让我们神经高度紧张。20年后，我们已经开始进入第二次货币革命阶段，要为接下来巨大的收入差距开始苦恼。根据20年来的经验，我们就上吧。只要经济还在持续发展，发展中产生的问题都会被发展解决。即便我们在过程中声名狼藉，至少事情得到了解决。哈哈！”
吴有平听出了何锐笑声中的无奈与感慨，心中也同样感慨。何锐功绩太大，声望极高，在中国文化里，于群众们都认为何锐主席怎么可能犯错。但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当时看似完全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于是群众就认为官员们有问题，没能将何锐主席的“圣明政策（旨意）”有效落实。吴有平作为国务院总理，就是负责管理政府部门，所以各部门挨骂，吴有平也跟着挨骂。尤其是在战前经济不好的阶段，吴有平的声望已经跌落到奸臣的地步。
由于何锐是公认的雄主，所以没人用曹操来形容吴有平。那些学了历史，又没学明白的家伙就用一个“吴嵩”的绰号暗指吴有平。这个“嵩”指的是明朝的“严嵩”。最初听到“吴嵩”的绰号，吴有平还觉得很不高兴。如果自己是严嵩，岂不是说何锐是嘉靖么？只是吴有平对此完全不在意，也就没去深思此事。
前年中央度假，吴有平与李润石正好分到相邻的住所。两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吴有平与李润石聊起资本主义定价权与社会主义定价权这个经济尖端领域，叹着叹着就就因为观点相对争执起来。吴有平心情不好，不知怎么就说起了自己“吴嵩”的绰号。
李润石的夫人陶女士为人温和，看到两人都来了情绪，就说道：“吴总理，起这绰号的人虽然对你没有好意，至少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你对主席的忠诚。”
吴有平刚听到这个解释，心中非常不快，突然就想明白了此事。当时的吴有平又是感慨又是委屈，竟然湿了眼眶。
此时听何锐说起“声名狼藉”，吴有平虽然感慨，却再无怨怼。即便自己因为何锐而受了许多委屈以及不解，但是吴有平并不后悔。因为何锐所作所为从来不是为何锐自己考虑，当年吴有平就是因此而选择成为何锐的战友。27年过去了，吴有平从来没有因为这个选择后悔过。
心中小小的自怨自艾了一下，吴有平很快整顿好心情，跟着何锐的思路说道：“第二次货币革命的影响会比想象中更大，我也是亲自经历过之后才明白。主席，未来的冲击中，我们要如何在面对贫富分化的同时保住的核心生产力？”
“有平，别冲动。再想想第二次货币革命是什么。”何锐语气温和的劝道。
吴有平只能顺着何锐的提醒思考了一下。货币革命在本国民众的视角看，第一次货币革命是所有社会行为都用货币结算，第二次货币革命是货币拥有了资产的属性。
但是在整个国家的角度看，第一次货币革命是政府用国家信用发行的纸币进入到本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第二次货币革命则是本国政府用本国国家信用发行的纸币进入到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中。
以中国来讲，何锐争执前，中国因为没有政府信用，金银等货币还是主流货币。何锐政府成为了中央政府后，发行的纸币“中国元”成为了唯一法定货币，金银等贵金属退出了货币领域，成为很有价值的商品。那时候中国元没有国际信用，何锐选择与法国合作，将中国元与法国法郎绑定，获得了国际贸易中的承认。中国元才开始在国际上有了一席之地，而法国通过法郎与中国元的绑定，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让法国在1940年前有了黄金10年的美好日子。
中国发动世界解放战争后，中国元作为中国政府发行的纸币，在广大的前殖民地开始流通。以独立较早的南方四国为例，人民币在这些国家的信用度远超四国本国货币。这些国家除了在贸易中需要大量中国元，其国内的贸易也需要大量的中国元。
原本中国超发货币，财政部、央行以及执行投资的部门要大量开会讨论，从发行、到执行、到货币回收，进行无数的推演，许多人赌上自己的政治生命来推行投资。
当中国元成为了世界货币后，中国国内发行货币的压力骤减。大量超发货币并不在中国国内流通，而是作为非常有价值的货币，成为南部四国国内的实际货币之锚。
很多项目计划3年盈利，实际上的盈利时间很难准确预估。南部四国除了向中国提供大量的订单，满足了中国国内的就业需求之外。还让原本3年就不得不回笼的货币，变成了5年甚至是10年才需要回笼，中国赚到的那点钱和赢得的宝贵时间相比，无疑是时间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