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两位负责人都这么说了，各个厅长们也不得不跟进。一时间，倒是有点声势。
何锐并不很想做出解释，即便是这个方向本来也没啥好保密的，但何锐还是希望由国务院来安排。但是转念一想，又觉得世界大战中的第二阶段都即将完成，与湖北的同志们聊聊这方面的事情，并不影响大方向。这才决定说说自己的看法。
“同志们，在高速工业化下的城市化意味着治理压力全面提升。但人口增长毕竟有限，我问个问题，同志们认为武汉这座城市会发展成多少常住人口的城市？”
武汉市委书记以及市长都是湖北省委的委员，一众目光就落在了武汉市长身上。市长并没有慌张，他思索一阵就答道：“现在武汉市有400万人口，我认为能够达到600万。”
何锐摇摇头，“在中国持续工业化的时代，武汉人口的顶峰大概能达到1100万。”
湖北的领导干部们神色都变了，他们可是很清楚人口对于社会管理能力是多么可怕的挑战。现阶段即便是战争时期，社会管理力度很大，判案都倾向于严判。依旧没能完全压制住武汉各种违法犯罪事情。尤其是武汉人口在过去5年中增加了近一倍，从240万增加到了400万。犯罪案件增加了3倍不止。
面对治安压力，湖北省委内部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看法，这些看法也成了党和政府内对立的新内容。
如果何锐的判断是正确的，人口再从400万增加到1100万……光是想，湖北省委同志们都觉得脑壳疼。
何锐当然知道同志们的想法。因为何锐至少听说过70-90年代中国社会的乱象。那时候中国因为完成了基础教育，人口暴增，工业虽然也在发展，却没办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加上中国产业化刚开始。强大的压力与经济的野蛮生长，使得社会乱的很。
见湖北省委的同志们满脸的为难，何锐问出了他与李润石讨论过的问题，“同志们，人民到底是我们所要服务的对象，还是国家的某种资源？”
这个问题问出来后，湖北省委的同志们都变了脸色。有些人义愤填膺，有些人满脸无奈，有些人的对抗意识开始快速上升。
何锐知道这不是湖北一个省的问题，他在各个省都遇到了类似的反应。生产力发展不仅仅是社会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动荡的根源。
果然在何锐与湖北同志们的交谈中，何锐感受到了湖北内部的对立。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速度之快超出同志们的想象，尤其是战前3年的经济衰退时期，让文明党内同志们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讲述的“经济危机”有了深刻的理解。
在经济危机期间，央企与地方企业苦苦支撑，为国家承担起了沉重的负担。而黑心资本家们则在经济危机期间只顾自己利益，捞钱的手段已经突破了底线。甚至通过停产歇业解雇工人的方法保全自己。
两相对比，导致湖北省与其他快速工业化的省份中都出现了大量认为资本家完全应该吊路灯的左派。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中国解放了大量的殖民地，中国经济通过与新成立国家的贸易与投资瞬间就爆发起来。之前经济危机期间看似完全没有回收可能的投资瞬间就充分开工，大赚特赚。社会资金开始大量投入生产领域，又开始从兴旺的生产中赚钱。
之前因为严峻的经济局势而不敢吭声的一些被认为是“右派”的同志，开始弱弱的表示，国家的资金都来自于人民的税收，鉴于工业投资的风险，随意投资只会搞的一地鸡毛。社会资金的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补充。他们可以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必须的灵活性。
不仅湖北省内的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全国工业化地区也都出现了这样的分歧。这种分歧也因为其他矛盾，导致了党内出现了一种“气话”。等战争胜利后，非得分出个高低上下，甚至是你死我活。
与李润石这样的大战略家与大政治家讨论这些问题，何锐还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湖北同志们明显没办法提升到这样的格局。这也不能怪同志们水平不足格局不高，这些同志们是在20年代才从学校毕业，进入工作岗位。在过去20年中，他们的工作就是完成中央下达的各种任务。为了打赢决定中国能否成为世界经济核心的世界大战，这些非常优秀的同志们并没有全面发展的空间。
这些同志们生活在“严肃、活泼、团结、紧张”的状态下。这是描述理想的团队或组织理想工作状态的标准。
何锐并不很想做出解释，即便是这个方向本来也没啥好保密的，但何锐还是希望由国务院来安排。但是转念一想，又觉得世界大战中的第二阶段都即将完成，与湖北的同志们聊聊这方面的事情，并不影响大方向。这才决定说说自己的看法。
“同志们，在高速工业化下的城市化意味着治理压力全面提升。但人口增长毕竟有限，我问个问题，同志们认为武汉这座城市会发展成多少常住人口的城市？”
武汉市委书记以及市长都是湖北省委的委员，一众目光就落在了武汉市长身上。市长并没有慌张，他思索一阵就答道：“现在武汉市有400万人口，我认为能够达到600万。”
何锐摇摇头，“在中国持续工业化的时代，武汉人口的顶峰大概能达到1100万。”
湖北的领导干部们神色都变了，他们可是很清楚人口对于社会管理能力是多么可怕的挑战。现阶段即便是战争时期，社会管理力度很大，判案都倾向于严判。依旧没能完全压制住武汉各种违法犯罪事情。尤其是武汉人口在过去5年中增加了近一倍，从240万增加到了400万。犯罪案件增加了3倍不止。
面对治安压力，湖北省委内部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看法，这些看法也成了党和政府内对立的新内容。
如果何锐的判断是正确的，人口再从400万增加到1100万……光是想，湖北省委同志们都觉得脑壳疼。
何锐当然知道同志们的想法。因为何锐至少听说过70-90年代中国社会的乱象。那时候中国因为完成了基础教育，人口暴增，工业虽然也在发展，却没办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加上中国产业化刚开始。强大的压力与经济的野蛮生长，使得社会乱的很。
见湖北省委的同志们满脸的为难，何锐问出了他与李润石讨论过的问题，“同志们，人民到底是我们所要服务的对象，还是国家的某种资源？”
这个问题问出来后，湖北省委的同志们都变了脸色。有些人义愤填膺，有些人满脸无奈，有些人的对抗意识开始快速上升。
何锐知道这不是湖北一个省的问题，他在各个省都遇到了类似的反应。生产力发展不仅仅是社会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动荡的根源。
果然在何锐与湖北同志们的交谈中，何锐感受到了湖北内部的对立。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速度之快超出同志们的想象，尤其是战前3年的经济衰退时期，让文明党内同志们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讲述的“经济危机”有了深刻的理解。
在经济危机期间，央企与地方企业苦苦支撑，为国家承担起了沉重的负担。而黑心资本家们则在经济危机期间只顾自己利益，捞钱的手段已经突破了底线。甚至通过停产歇业解雇工人的方法保全自己。
两相对比，导致湖北省与其他快速工业化的省份中都出现了大量认为资本家完全应该吊路灯的左派。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中国解放了大量的殖民地，中国经济通过与新成立国家的贸易与投资瞬间就爆发起来。之前经济危机期间看似完全没有回收可能的投资瞬间就充分开工，大赚特赚。社会资金开始大量投入生产领域，又开始从兴旺的生产中赚钱。
之前因为严峻的经济局势而不敢吭声的一些被认为是“右派”的同志，开始弱弱的表示，国家的资金都来自于人民的税收，鉴于工业投资的风险，随意投资只会搞的一地鸡毛。社会资金的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补充。他们可以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必须的灵活性。
不仅湖北省内的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全国工业化地区也都出现了这样的分歧。这种分歧也因为其他矛盾，导致了党内出现了一种“气话”。等战争胜利后，非得分出个高低上下，甚至是你死我活。
与李润石这样的大战略家与大政治家讨论这些问题，何锐还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湖北同志们明显没办法提升到这样的格局。这也不能怪同志们水平不足格局不高，这些同志们是在20年代才从学校毕业，进入工作岗位。在过去20年中，他们的工作就是完成中央下达的各种任务。为了打赢决定中国能否成为世界经济核心的世界大战，这些非常优秀的同志们并没有全面发展的空间。
这些同志们生活在“严肃、活泼、团结、紧张”的状态下。这是描述理想的团队或组织理想工作状态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