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谷可成对陶宗孔提到，有可能让他晋升为湖南工科下属的营缮官，但陶宗孔并不是那么高兴，甚至表示，如果不能晋知府，最好能转到吏科或者礼科去。
加入闯军的士人通常都视吏科和礼科为正途，对户兵刑工四科较为轻视。吏科考的是史论，礼科考的是八股，都是明朝的读书人熟悉的正常科举，参考者也基本上全都是他们的同类，其他四科的考试内容对儒生不利，又有大量的商贾胥吏子弟参加，不为士人所喜。
闯军在授官时也照顾了这种情绪，吏科和礼科的中举者最高可授五品官，其他四科则最高只能授七品官。但是在另一方面，闯军对于靠八股文考上来的人也不是那么信用，别的科的官员基本上都是本科的科举出身的，礼科则不然，钦天监的工作因为需要数学和天文学知识，都是由工科考上来的人担任的，负责宗教事务的僧录司、道录司的人员则是从刑科考上来的。
不过最后帅府还是决定把任维弼调到中枢，陶宗孔升任岳州知府。岳州还有战事，需要这个有实干经验的人。
通常来说，谷可成是个相当古板无趣的人，但是见到儿子的时候除外。谷可成有妻子，但前年去世了，两人并未生育子女，不久之前，就在刘芳亮结婚前不久，他才在高桂英的牵线下娶了汤允文的侄女续弦。
闯军对于自家将领和本地武将、士绅联姻不仅不忌讳，而且还支持。闯军将领以北方人为主，要在南方站稳脚跟，和本地人结亲是很重要的手段，只要事先做好调查，别和需要请到台北度假三五十年的赃官结亲就行。谷可成本人倒是只愿意与武将结亲，不喜欢士绅。
事实上也还是有一些有污点的官绅通过与闯军将领结亲逃脱了惩罚。只要没有血债，不管李自成还是王瑾，对此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提醒吏科不要把这些官绅吸纳到自家官员队伍里而已。
谷可成现在并没有亲生孩子，只有两个亲人，一个是妻子汤氏，另一个就是养子谷元胤。
为了防止洪承畴另有阴谋，李自成派辛思忠、李友、马昆、谢应龙、丁可泽、谷元胤率领万余人的队伍进驻岳州，接受谷可成指挥，这样一来，岳州守军就有了足够的兵力主动出击。没想到洪承畴算到了这一步，让宋一鹤撤走了，因此闯军也只能继续与明军对峙。
接风宴自然是要设在岳阳楼了。岳阳楼上次重修是万历年间的事，现在还很新。在另一时空，岳阳楼在崇祯十一年着了火，第二年又重建。不过本时空谷可成为了部署防务，到处查防火，这把火就没烧起来。闯军将领都知道“时迁火烧翠云楼”的故事，对岳阳楼的保护很是周密，这里不管是被人纵火还是失火，全城都能看见，会动摇人心的。
闯军孩儿队出身的人几乎全都知道《岳阳楼记》，毕竟这是少数王瑾背得下来的古文之一。谷元胤初到这个在课本上学到过的地方，大有感慨，接他们来这里的刘文秀就没那么多想法了，他在岳州待了这么久，看岳阳楼都快看吐了。
刘文秀这个水营参谋也已经擢为五品，与张礼、蔺养成二人平级。刘文秀多少有些尴尬。蔺养成是新人也还罢了，张礼从米脂起义开始就是他叔叔，现在两个人却平起平坐了。
张礼的心态倒是非常平和，他本来是个性情非常懦弱的人，否则也不会有“张虚”这个外号。虽然后来泥人也有土性，被逼得硬起来了，但骨子里不争不抢的性情仍没有改变。他自己能力有限，做个威武将军已经觉得是李自成看在多年苦劳的份上照顾自己。一个月六十元钱挣着，打仗还有补助，老婆也有了，孩子也有了，还有什么可争的。对于这种老实人来说，不仅没饿死，而且还做了官，人生已经圆满了，现在死了都值。
奉天倡义营的工资待遇是王瑾定的，而王瑾制定的标准是按照原来的大米俸禄换算来的。然而王瑾人在广州，也是用广州的粮价换算的。广州是大城市，粮食仰赖外部输入，而且还是白银集中的地方，银价较低，再加上珠三角地区的土地有很多用来种植经济作物，广州的粮价和湖广产粮区岂能一概而论。
这就导致在内陆缺银地区，官吏的薪水显得特别地高。好在闯军不是把所有明朝的胥吏都接收为吏员，只有一小部分是每月领十元钱的吏，一般的衙役、牢子的薪水是每月一元到五元不等，否则的话真发不出这么多工资。
张礼现在年薪是七百二十元，打起仗来轻松超过一千元。在粮价比较低的地方，这已经超过明朝正一品大员的俸禄了。
随着广东与湘赣之间贸易网络的建设和闯军在长江沿线的大量军事开支，这种银粮不平衡现象能得到一定的缓解。现在闯军认为，理想状态是把大米均价控制在一元一担左右。
如果以大米为标准进行换算，奉天倡义营一个吏员的年薪在二十一世纪大约是四五万元，张礼这样的五品大员能达到二三十万。考虑到大米的稀缺性在二十一世纪大大下降，实际上还要更高。
给高官开相当于后世几十万的年薪虽然很多，但并不会把国家吃垮，各级官吏疯狂挖国家墙脚才会。虽然高薪也养不了廉，但是低薪更不能，所以李自成对于给官员这样的待遇还是支持的。相应的，一个正式士兵的待遇也被他涨到了每月两元，口粮不变。
至于怎么阻止国家墙脚被挖，李自成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杀。
加入闯军的士人通常都视吏科和礼科为正途，对户兵刑工四科较为轻视。吏科考的是史论，礼科考的是八股，都是明朝的读书人熟悉的正常科举，参考者也基本上全都是他们的同类，其他四科的考试内容对儒生不利，又有大量的商贾胥吏子弟参加，不为士人所喜。
闯军在授官时也照顾了这种情绪，吏科和礼科的中举者最高可授五品官，其他四科则最高只能授七品官。但是在另一方面，闯军对于靠八股文考上来的人也不是那么信用，别的科的官员基本上都是本科的科举出身的，礼科则不然，钦天监的工作因为需要数学和天文学知识，都是由工科考上来的人担任的，负责宗教事务的僧录司、道录司的人员则是从刑科考上来的。
不过最后帅府还是决定把任维弼调到中枢，陶宗孔升任岳州知府。岳州还有战事，需要这个有实干经验的人。
通常来说，谷可成是个相当古板无趣的人，但是见到儿子的时候除外。谷可成有妻子，但前年去世了，两人并未生育子女，不久之前，就在刘芳亮结婚前不久，他才在高桂英的牵线下娶了汤允文的侄女续弦。
闯军对于自家将领和本地武将、士绅联姻不仅不忌讳，而且还支持。闯军将领以北方人为主，要在南方站稳脚跟，和本地人结亲是很重要的手段，只要事先做好调查，别和需要请到台北度假三五十年的赃官结亲就行。谷可成本人倒是只愿意与武将结亲，不喜欢士绅。
事实上也还是有一些有污点的官绅通过与闯军将领结亲逃脱了惩罚。只要没有血债，不管李自成还是王瑾，对此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提醒吏科不要把这些官绅吸纳到自家官员队伍里而已。
谷可成现在并没有亲生孩子，只有两个亲人，一个是妻子汤氏，另一个就是养子谷元胤。
为了防止洪承畴另有阴谋，李自成派辛思忠、李友、马昆、谢应龙、丁可泽、谷元胤率领万余人的队伍进驻岳州，接受谷可成指挥，这样一来，岳州守军就有了足够的兵力主动出击。没想到洪承畴算到了这一步，让宋一鹤撤走了，因此闯军也只能继续与明军对峙。
接风宴自然是要设在岳阳楼了。岳阳楼上次重修是万历年间的事，现在还很新。在另一时空，岳阳楼在崇祯十一年着了火，第二年又重建。不过本时空谷可成为了部署防务，到处查防火，这把火就没烧起来。闯军将领都知道“时迁火烧翠云楼”的故事，对岳阳楼的保护很是周密，这里不管是被人纵火还是失火，全城都能看见，会动摇人心的。
闯军孩儿队出身的人几乎全都知道《岳阳楼记》，毕竟这是少数王瑾背得下来的古文之一。谷元胤初到这个在课本上学到过的地方，大有感慨，接他们来这里的刘文秀就没那么多想法了，他在岳州待了这么久，看岳阳楼都快看吐了。
刘文秀这个水营参谋也已经擢为五品，与张礼、蔺养成二人平级。刘文秀多少有些尴尬。蔺养成是新人也还罢了，张礼从米脂起义开始就是他叔叔，现在两个人却平起平坐了。
张礼的心态倒是非常平和，他本来是个性情非常懦弱的人，否则也不会有“张虚”这个外号。虽然后来泥人也有土性，被逼得硬起来了，但骨子里不争不抢的性情仍没有改变。他自己能力有限，做个威武将军已经觉得是李自成看在多年苦劳的份上照顾自己。一个月六十元钱挣着，打仗还有补助，老婆也有了，孩子也有了，还有什么可争的。对于这种老实人来说，不仅没饿死，而且还做了官，人生已经圆满了，现在死了都值。
奉天倡义营的工资待遇是王瑾定的，而王瑾制定的标准是按照原来的大米俸禄换算来的。然而王瑾人在广州，也是用广州的粮价换算的。广州是大城市，粮食仰赖外部输入，而且还是白银集中的地方，银价较低，再加上珠三角地区的土地有很多用来种植经济作物，广州的粮价和湖广产粮区岂能一概而论。
这就导致在内陆缺银地区，官吏的薪水显得特别地高。好在闯军不是把所有明朝的胥吏都接收为吏员，只有一小部分是每月领十元钱的吏，一般的衙役、牢子的薪水是每月一元到五元不等，否则的话真发不出这么多工资。
张礼现在年薪是七百二十元，打起仗来轻松超过一千元。在粮价比较低的地方，这已经超过明朝正一品大员的俸禄了。
随着广东与湘赣之间贸易网络的建设和闯军在长江沿线的大量军事开支，这种银粮不平衡现象能得到一定的缓解。现在闯军认为，理想状态是把大米均价控制在一元一担左右。
如果以大米为标准进行换算，奉天倡义营一个吏员的年薪在二十一世纪大约是四五万元，张礼这样的五品大员能达到二三十万。考虑到大米的稀缺性在二十一世纪大大下降，实际上还要更高。
给高官开相当于后世几十万的年薪虽然很多，但并不会把国家吃垮，各级官吏疯狂挖国家墙脚才会。虽然高薪也养不了廉，但是低薪更不能，所以李自成对于给官员这样的待遇还是支持的。相应的，一个正式士兵的待遇也被他涨到了每月两元，口粮不变。
至于怎么阻止国家墙脚被挖，李自成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