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瑾虽然不希望天主教在国内广泛传播，但具体到这些传教士个人，他对于这些人还是很尊敬的。现在可不像另一时空鸦片战争之后，什么阿猫阿狗都想跑到中国来发财，传教士中良莠不齐，很多人虽说有能力，但同时也有野心。但是在目前这个时代，欧洲国家入侵中国还是白日做梦，能远涉万里重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远东的传教士，大部分都是真的相信自己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虽然王瑾不认同他们的信仰，但这样坚定的意志到什么时候都是应该尊重的。何况十七世纪的中国，也确实需要这些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
然而，现在有了王瑾，有了大约翰，有了阿贾伊。就算没有传教士，中国也不会闭目塞听，也不会断绝科学知识的交流，这些人的意义也就没有那么大了。
不过意义不大并不代表没意义，教会现在依然是欧洲掌握知识最多的地方，教会所办的教育也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大约翰、阿贾伊个人掌握的科学知识可能的确比每个传教士都强，可是他们无法像教会那样培养出这么多的能继承自己思想的人。
什么时候大约翰有成千上万的徒子徒孙了，年年派船来东方，王瑾肯定想都不想就把传教士拒之门外，可现在捷克兄弟们还不知道在哪个犄角旮旯打游击呢。需要用传教士的地方还很多，不能现在就给他们吃闭门羹，但要说卸磨杀驴，王瑾又没有多尔衮那么不要脸。
巧的是，来送礼的这两个传教士正好是传教士之中最受王瑾尊敬的。
按照原本的历史，这两位现在都不应该出现在广东，一个应该返回罗马开会了，一个应该还没来中国。但是现在历史线变得乱七八糟，王瑾也懒得去琢磨到底是什么因素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了。
曾德昭，葡萄牙人，本名奥伐罗·塞默多，新任的耶稣会中国区副区长，在中国已经生活了二十六年。知名汉学家，著有《大中国志》《字考》等著作，还曾经到西安考察唐代景教留下的石碑。
另一时空，十一年后广州沦陷时，年近七旬的曾德昭正在城内，他打开教堂大门，让许多百姓藏匿在教堂内，躲过了清军的屠杀。曾德昭遭到清军的拷打，但尚可喜为了和澳门的贸易，很快将其释放。
卜弥格，波兰人，本名米歇尔·博伊姆，在植物学、医学、地理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另一时空的他直到弘光元年才来到中国，在海南传教。后来，曾德昭派他前往广西的南明永历朝廷，他成功说服了永历帝的后宫女眷们受洗。
永历五年，正值两广沦陷，西营尚未出滇的黑暗时期，卜弥格携带永历朝廷的书信，前往罗马请求教皇出兵援助明朝。都这年头了，十字军当然是不会再有，因为清朝允许天主教传播，就连耶稣会都反对卜弥格。但卜弥格不为所动，依然坚持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即便没有讨来援兵，也要回去向永历皇帝复命。
历经了八年的艰苦旅程，卜弥格闯过无数艰苦困厄，长途跋涉几万里，一路上的故事够一部《西游记》。他曾经被捕然后越狱，曾经化装逃亡，曾经被自己的同事排挤，曾经被人污蔑成骗子，曾经搭乘海盗船，曾经试图徒步穿越热带雨林……最终他还是病故在从越南前往云南的途中，没有再见到永历皇帝。不管目的为何，这种一诺千金、九死不悔的品德都是值得肃然起敬的。
这两位都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就算是空着手来的，王瑾也得以礼相待，何况还带了这么多图书仪器。王瑾把会面地点定在了学校，双方不以官员和传教士的身份见面，而是都作为学者来见面，这样很多话好说一些。
曾德昭会说官话和广府话，卜弥格在从欧洲到澳门的船上就向同行的传教士学习汉语，现在能用基本的广府话和琼文话对话。王瑾来广州一年，广府话也能说个大概，因此双方还能直接交流。
陪同的宋应星就傻眼了，他是江西奉新人，拜的老师是江西新建县的邓良知，后来在白鹿洞书院，老师舒曰敬是南昌人，就没离开过赣语昌靖片。后来做了官，到分宜县当教谕，总算是离得远了点，属于赣语宜浏片。这些年他在科考上不怎么上心，没花太大力气去学官话，他说的官话中的江西口音十分浓重。
幸亏王瑾和操赣语吉茶片方言的刘文煌相处时间很长，所以宋应星和王瑾用官话交流时，还能勉强沟通。而曾德昭拿粤语味浓重的官话和宋应星对话，十句里能互相听懂两三句就不错了。现在王瑾直接用粤语和两个传教士说话，宋应星的粤语学得很差，只是偶尔能听懂几句。
曾德昭和卜弥格事先读过王瑾写的书，研究过王瑾的思想。理论上来说，王瑾是一个儒教徒，他并不否认“昊天上帝”的存在，但又并不认为那是一个人格化的具体的神。王瑾虽然排斥理学，但是又认可理学中的一部分观点，把“天者理也”的世界观按自己的想法解释了一遍，定为官方正统思想。总体来看，是把自然神论、唯物主义和祖先崇拜等等思想别扭地集合在了一起。从李象履提供的材料来看，此人支持利玛窦把“Deus”翻译为“上帝”的做法，将之解释为儒教概念中的“天”。
曾德昭认为，王瑾很可能受到了中国回教徒“以儒诠经”思想的影响。曾德昭去过陕西，他知道，无论是闯军的家乡陕西，还是广州，都有很多信奉逊尼派的哈乃斐学派的回教军事贵族，其中很多人现在仍然有政治影响力。他们信奉的宗教与原本的哈乃斐派已经大有差别，乃至于用儒教学者张载的“繇太虚，有天之名；繇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理论来解释自己的世界观，称自己是“以事天为本”的宗教。
许多像李象履这样的中国教徒，都认为回教经学家们的观点很有值得借鉴之处。如果天主教也能够采用这种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冲突的方式传教，自称“西儒”，保留祖先崇拜，将对孔孟的崇拜也视为祖先崇拜的一部分，那么也能够顺利地被中国人接受。这些人从来没想过超越儒家，但是都对取代释道两家充满信心。李象履甚至认为，如果教会认可“Deus”就是儒家的“天”，他有把握劝说王瑾驰禁。
但是曾德昭可不敢踩这个雷，关于名称翻译和中国人的传统习俗问题，教会已经争论了十几年了，其中还涉及耶稣会和多明我会的争斗。十年前，教会已经决定将“Deus”译为“陡斯”，连“天主”这一折中方案都不采用，“天”和“上帝”更是绝对不行。
虽然王瑾不认同他们的信仰，但这样坚定的意志到什么时候都是应该尊重的。何况十七世纪的中国，也确实需要这些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
然而，现在有了王瑾，有了大约翰，有了阿贾伊。就算没有传教士，中国也不会闭目塞听，也不会断绝科学知识的交流，这些人的意义也就没有那么大了。
不过意义不大并不代表没意义，教会现在依然是欧洲掌握知识最多的地方，教会所办的教育也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大约翰、阿贾伊个人掌握的科学知识可能的确比每个传教士都强，可是他们无法像教会那样培养出这么多的能继承自己思想的人。
什么时候大约翰有成千上万的徒子徒孙了，年年派船来东方，王瑾肯定想都不想就把传教士拒之门外，可现在捷克兄弟们还不知道在哪个犄角旮旯打游击呢。需要用传教士的地方还很多，不能现在就给他们吃闭门羹，但要说卸磨杀驴，王瑾又没有多尔衮那么不要脸。
巧的是，来送礼的这两个传教士正好是传教士之中最受王瑾尊敬的。
按照原本的历史，这两位现在都不应该出现在广东，一个应该返回罗马开会了，一个应该还没来中国。但是现在历史线变得乱七八糟，王瑾也懒得去琢磨到底是什么因素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了。
曾德昭，葡萄牙人，本名奥伐罗·塞默多，新任的耶稣会中国区副区长，在中国已经生活了二十六年。知名汉学家，著有《大中国志》《字考》等著作，还曾经到西安考察唐代景教留下的石碑。
另一时空，十一年后广州沦陷时，年近七旬的曾德昭正在城内，他打开教堂大门，让许多百姓藏匿在教堂内，躲过了清军的屠杀。曾德昭遭到清军的拷打，但尚可喜为了和澳门的贸易，很快将其释放。
卜弥格，波兰人，本名米歇尔·博伊姆，在植物学、医学、地理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另一时空的他直到弘光元年才来到中国，在海南传教。后来，曾德昭派他前往广西的南明永历朝廷，他成功说服了永历帝的后宫女眷们受洗。
永历五年，正值两广沦陷，西营尚未出滇的黑暗时期，卜弥格携带永历朝廷的书信，前往罗马请求教皇出兵援助明朝。都这年头了，十字军当然是不会再有，因为清朝允许天主教传播，就连耶稣会都反对卜弥格。但卜弥格不为所动，依然坚持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即便没有讨来援兵，也要回去向永历皇帝复命。
历经了八年的艰苦旅程，卜弥格闯过无数艰苦困厄，长途跋涉几万里，一路上的故事够一部《西游记》。他曾经被捕然后越狱，曾经化装逃亡，曾经被自己的同事排挤，曾经被人污蔑成骗子，曾经搭乘海盗船，曾经试图徒步穿越热带雨林……最终他还是病故在从越南前往云南的途中，没有再见到永历皇帝。不管目的为何，这种一诺千金、九死不悔的品德都是值得肃然起敬的。
这两位都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就算是空着手来的，王瑾也得以礼相待，何况还带了这么多图书仪器。王瑾把会面地点定在了学校，双方不以官员和传教士的身份见面，而是都作为学者来见面，这样很多话好说一些。
曾德昭会说官话和广府话，卜弥格在从欧洲到澳门的船上就向同行的传教士学习汉语，现在能用基本的广府话和琼文话对话。王瑾来广州一年，广府话也能说个大概，因此双方还能直接交流。
陪同的宋应星就傻眼了，他是江西奉新人，拜的老师是江西新建县的邓良知，后来在白鹿洞书院，老师舒曰敬是南昌人，就没离开过赣语昌靖片。后来做了官，到分宜县当教谕，总算是离得远了点，属于赣语宜浏片。这些年他在科考上不怎么上心，没花太大力气去学官话，他说的官话中的江西口音十分浓重。
幸亏王瑾和操赣语吉茶片方言的刘文煌相处时间很长，所以宋应星和王瑾用官话交流时，还能勉强沟通。而曾德昭拿粤语味浓重的官话和宋应星对话，十句里能互相听懂两三句就不错了。现在王瑾直接用粤语和两个传教士说话，宋应星的粤语学得很差，只是偶尔能听懂几句。
曾德昭和卜弥格事先读过王瑾写的书，研究过王瑾的思想。理论上来说，王瑾是一个儒教徒，他并不否认“昊天上帝”的存在，但又并不认为那是一个人格化的具体的神。王瑾虽然排斥理学，但是又认可理学中的一部分观点，把“天者理也”的世界观按自己的想法解释了一遍，定为官方正统思想。总体来看，是把自然神论、唯物主义和祖先崇拜等等思想别扭地集合在了一起。从李象履提供的材料来看，此人支持利玛窦把“Deus”翻译为“上帝”的做法，将之解释为儒教概念中的“天”。
曾德昭认为，王瑾很可能受到了中国回教徒“以儒诠经”思想的影响。曾德昭去过陕西，他知道，无论是闯军的家乡陕西，还是广州，都有很多信奉逊尼派的哈乃斐学派的回教军事贵族，其中很多人现在仍然有政治影响力。他们信奉的宗教与原本的哈乃斐派已经大有差别，乃至于用儒教学者张载的“繇太虚，有天之名；繇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理论来解释自己的世界观，称自己是“以事天为本”的宗教。
许多像李象履这样的中国教徒，都认为回教经学家们的观点很有值得借鉴之处。如果天主教也能够采用这种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冲突的方式传教，自称“西儒”，保留祖先崇拜，将对孔孟的崇拜也视为祖先崇拜的一部分，那么也能够顺利地被中国人接受。这些人从来没想过超越儒家，但是都对取代释道两家充满信心。李象履甚至认为，如果教会认可“Deus”就是儒家的“天”，他有把握劝说王瑾驰禁。
但是曾德昭可不敢踩这个雷，关于名称翻译和中国人的传统习俗问题，教会已经争论了十几年了，其中还涉及耶稣会和多明我会的争斗。十年前，教会已经决定将“Deus”译为“陡斯”，连“天主”这一折中方案都不采用，“天”和“上帝”更是绝对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