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九月,朝廷就起了一次波澜。

    事情是从官员任免权闹起来的。

    根子还在元丰改制之上。

    元丰改制之后,天下所定吏额比改制前的旧额多了很多。

    这是但是苏油给赵顼的建议,如今大宋和汉唐已经截然不同,管理细致了很多,事务也多出了很多,与汉唐粗放的政权不下乡,“太守县令承包责任制”,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

    加上商业兴盛,流动增加,因此官员比汉唐多,这是正常的。

    但是经过多年施政之后,朝廷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之前的设计还是过于粗放,有些部门官员偏多,有些部门官员又偏少,因此有必要做一次调整。

    这就涉及到定额的问题。

    公务员改革,这是真真正正的深水区。

    苏辙有个手下叫白中孚,对苏辙建议“吏额其实并不难定。以前负责这个事情的部门叫流内铨,如今更名为了侍郎左选,是事务最繁重的部门。”

    “我们就拿这个部门来举例,以前负责考铨的吏员只有十来人,如今多到了几十人,这就是事务并没有增加,而用吏数倍于以前。”

    “为什么呢?因为元丰改制以前,国家没有对官吏实施重法、重禄,吏员们贪图贿赂,又不愿意人多了分散收入,故而竭力办事,劳而不避。”

    “今行重法,给重禄,贿赂比以前少了,吏员们也有固定收入了,因此都不忌部门加人,反而高兴于少事。”

    “这就是吏额这些年来的本质变化。”

    “要定下来一个部门需要多少人,其实很简单,旧法以各司的事务难易程度,一共分了七等,我们将之作为标准,繁重的工作算作一分,轻松的工作至一厘以下。”

    “我们只要取逐司两个月的事务,做一个分析统计,所有事务的分数就能够定下来,再积若干分为一人。如此一来,每个部门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

    苏辙认为这个建议很有价值,又加上自己的思路,就是目前并不裁撤一人,只需要等待吏员年满转出,或者身故,吏员超额的那些部门不做补充,等到及额而止就可以了。

    如此不显山不露水,不过十年,超额的那些部门自然就消尽。

    应该说苏辙这个主张是非常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于是这个建议上报到尚书省,当时就获得通过。

    数月之后,诸司的统计工作完成,苏辙又根据统计数据做成报告,以申三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