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章另类的复兴
1928年，昆明
茅云先拿着手中中英文对照的两封信件时，微微一怔，居然是从瑞典寄来的信。寄信方是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一封信的收信人是西南政府，另外二封信则是委托西南政府转交给西南医学家邹树明先生和西南生物学家周子凯先生的。
“呃？诺贝尔生物和医学奖？邹树明和周子凯获奖了？”
张蜀生拿到信件的时候，不禁爽朗地笑了，没想到，瑞典人居然给邹树明和周子凯两人发来了获奖通知书，邀请他们前往瑞典，参加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医学院举行的颁奖典礼。
在他的记忆中，诺贝尔奖不是应该先在全球接受推荐函，需要有提名人推荐，然后在10月才揭晓结果的吗？看来这些古板的西方老头子们，也有例外的时候，或许，他们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吧，因为终于有一些人口中所谓的“东亚病夫”有资格获奖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种族歧视，也不是每个西方人都不希望看到其他民族在科学上的崛起。所以，他们破例的在五月就提前通知了这两个远在东方，没有和诺贝尔奖有过任何接触的东方国度的学者。
获奖的原因是因为邹树明和周子凯对青霉素的发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在将这种药物应用到临床治疗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经过诺贝尔医学奖评定委员们的一致通过，邹树明和周子凯获得了1928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云先，你怎么看这件事？”张蜀生把拆开的信件递给茅云先，示意他看看，说说自己的看法。
“总长，我的看法比较矛盾。”茅云先看完后，笑了笑，合上信件，不疾不徐地说起自己的想法，“诺贝尔奖毕竟是全球性的科学奖项，如果说是喜事，自然说得过去的，这毕竟是我们第一次得奖。不过，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是比较保守的，一些保守的社会闲流，怕是会对一个中国科学家跑到外国去领奖有所微词。”
“其实，任何一样重大发明或者发现，都不会局限在一个国家，早晚都会对整个世界作出巨大的贡献。邹树明和周子凯能获奖，也证明了我们以青霉素为代表的现代药品，得到了国际的肯定。你安排一下，我去生物和医学基地看看。”
张蜀生摆摆手，去不去领诺贝尔奖，他个人是不会强迫谁的。虽然自己才是发现青霉素的幕后之人，但邹树明和周子凯两人确实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
比如邹树明，在完成了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后，又投身到多达十几种新药的研究和生产筹备工作中去，对西南的医学事业发展，做出了绝对难以磨灭的贡献。张蜀生毕竟不是医学方面的天才，领人进门，发展还要看个人，邹树明得了发现青霉素这个契机，却让他获得了巨大的信心，这个毕业于哈佛医学院的天才，一发不可收拾，完成了多种新药的原理解析和规模化生产方面的工作。
而周子凯则更辛苦一些了。张蜀生最早的杂交水稻技术就是通过旁敲侧击交给他的，随后这个毕业于耶鲁大学生物遗传学的优秀遗传生物学家，不但在杂交水稻理论上，完善了一系列的新种培育，更是和邹树明一起，完成了包括青霉素在内，相当一批新药的研究和规模生产工作。
不过，可惜的是，杂交水稻的推广和使用，虽然在西南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在国际社会上引起的影响却相对小一些。主要是因为不少西方国家对于水稻这种作物，研究的较少，道听途说，从一些回国的西方人嘴里，听到的也不过是西南的庄稼不错，种完一两季，家家户户就不愁吃了。大多数人听过就是一笑，偶尔有学者知道这件事，但也没机会来看看，毕竟，水稻引起的影响远不如青霉素在西方的销售。
在张蜀生个人看来，周子凯应该是西南第一个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只是命运看似不公，却让他在青霉素这一方面，和邹树明一起得到了补偿。
西南政府的生物和医学基地是建在一个科技园中的。生物学、遗传学、前沿医学，理论药学，不少学科都在这里有交集。比如，周子凯主要是负责研究植物遗传学和人类遗传学，但他又能在新药研究时对邹树明的药学领域提供帮助。各学科的交集，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科技人才资源。
“……在遗传学的发展历史上，孟德尔最先提出生物的性状是由遗传因子控制的。而我们在对包括动植物和人类遗传现象的研究中，发现这种遗传因子是一种生物密码，它在物种遗传时起着确保传承共同的生物特性的作用，简单来讲，苹果树上结出的果子，暂时只能是苹果，而不是橘子，这就是遗传因子的作用。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但我们国内的研究也不晚。我可以向同学们透露的一点是，我们中国科学家，已经能够对这种被称为dna的遗传物质，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我希望你们能好好学习，将来你们或许也会成为站在遗传学前沿的学者……”
周子凯和邹树明都在西南大学有教学任务，课不多，每周两节课。周子凯的课是遗传生物学，邹树明的课是基础医学。
当他下课后，却看到邹树明在等他，旁边还停着基地的一辆车，似乎是来接两人的。
“老邹，你今天这可是用上特权了。”周子凯深知邹树明的为人，两人共事多年，虽然知道对方不会公车私用，但依旧揶揄起来，推着自己那辆云南牌自行车就要翻身骑上去。
1928年，昆明
茅云先拿着手中中英文对照的两封信件时，微微一怔，居然是从瑞典寄来的信。寄信方是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一封信的收信人是西南政府，另外二封信则是委托西南政府转交给西南医学家邹树明先生和西南生物学家周子凯先生的。
“呃？诺贝尔生物和医学奖？邹树明和周子凯获奖了？”
张蜀生拿到信件的时候，不禁爽朗地笑了，没想到，瑞典人居然给邹树明和周子凯两人发来了获奖通知书，邀请他们前往瑞典，参加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医学院举行的颁奖典礼。
在他的记忆中，诺贝尔奖不是应该先在全球接受推荐函，需要有提名人推荐，然后在10月才揭晓结果的吗？看来这些古板的西方老头子们，也有例外的时候，或许，他们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吧，因为终于有一些人口中所谓的“东亚病夫”有资格获奖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种族歧视，也不是每个西方人都不希望看到其他民族在科学上的崛起。所以，他们破例的在五月就提前通知了这两个远在东方，没有和诺贝尔奖有过任何接触的东方国度的学者。
获奖的原因是因为邹树明和周子凯对青霉素的发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在将这种药物应用到临床治疗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经过诺贝尔医学奖评定委员们的一致通过，邹树明和周子凯获得了1928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云先，你怎么看这件事？”张蜀生把拆开的信件递给茅云先，示意他看看，说说自己的看法。
“总长，我的看法比较矛盾。”茅云先看完后，笑了笑，合上信件，不疾不徐地说起自己的想法，“诺贝尔奖毕竟是全球性的科学奖项，如果说是喜事，自然说得过去的，这毕竟是我们第一次得奖。不过，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是比较保守的，一些保守的社会闲流，怕是会对一个中国科学家跑到外国去领奖有所微词。”
“其实，任何一样重大发明或者发现，都不会局限在一个国家，早晚都会对整个世界作出巨大的贡献。邹树明和周子凯能获奖，也证明了我们以青霉素为代表的现代药品，得到了国际的肯定。你安排一下，我去生物和医学基地看看。”
张蜀生摆摆手，去不去领诺贝尔奖，他个人是不会强迫谁的。虽然自己才是发现青霉素的幕后之人，但邹树明和周子凯两人确实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
比如邹树明，在完成了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后，又投身到多达十几种新药的研究和生产筹备工作中去，对西南的医学事业发展，做出了绝对难以磨灭的贡献。张蜀生毕竟不是医学方面的天才，领人进门，发展还要看个人，邹树明得了发现青霉素这个契机，却让他获得了巨大的信心，这个毕业于哈佛医学院的天才，一发不可收拾，完成了多种新药的原理解析和规模化生产方面的工作。
而周子凯则更辛苦一些了。张蜀生最早的杂交水稻技术就是通过旁敲侧击交给他的，随后这个毕业于耶鲁大学生物遗传学的优秀遗传生物学家，不但在杂交水稻理论上，完善了一系列的新种培育，更是和邹树明一起，完成了包括青霉素在内，相当一批新药的研究和规模生产工作。
不过，可惜的是，杂交水稻的推广和使用，虽然在西南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在国际社会上引起的影响却相对小一些。主要是因为不少西方国家对于水稻这种作物，研究的较少，道听途说，从一些回国的西方人嘴里，听到的也不过是西南的庄稼不错，种完一两季，家家户户就不愁吃了。大多数人听过就是一笑，偶尔有学者知道这件事，但也没机会来看看，毕竟，水稻引起的影响远不如青霉素在西方的销售。
在张蜀生个人看来，周子凯应该是西南第一个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只是命运看似不公，却让他在青霉素这一方面，和邹树明一起得到了补偿。
西南政府的生物和医学基地是建在一个科技园中的。生物学、遗传学、前沿医学，理论药学，不少学科都在这里有交集。比如，周子凯主要是负责研究植物遗传学和人类遗传学，但他又能在新药研究时对邹树明的药学领域提供帮助。各学科的交集，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科技人才资源。
“……在遗传学的发展历史上，孟德尔最先提出生物的性状是由遗传因子控制的。而我们在对包括动植物和人类遗传现象的研究中，发现这种遗传因子是一种生物密码，它在物种遗传时起着确保传承共同的生物特性的作用，简单来讲，苹果树上结出的果子，暂时只能是苹果，而不是橘子，这就是遗传因子的作用。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但我们国内的研究也不晚。我可以向同学们透露的一点是，我们中国科学家，已经能够对这种被称为dna的遗传物质，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我希望你们能好好学习，将来你们或许也会成为站在遗传学前沿的学者……”
周子凯和邹树明都在西南大学有教学任务，课不多，每周两节课。周子凯的课是遗传生物学，邹树明的课是基础医学。
当他下课后，却看到邹树明在等他，旁边还停着基地的一辆车，似乎是来接两人的。
“老邹，你今天这可是用上特权了。”周子凯深知邹树明的为人，两人共事多年，虽然知道对方不会公车私用，但依旧揶揄起来，推着自己那辆云南牌自行车就要翻身骑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