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的到来让人民党的骨干们基本在凤阳府聚集完整。大家虽然知道老党员武星辰在山东,却没有能够联系上他。而且武星辰这个同志虽然是老党员,可和人民党其他同志总有一种若离若即的感觉,所以即便他没有能到达凤台县,却也谈不上对会议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

    人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1906年12月1日正式召开。

    这次会议真正关键的只有三个议题,第一个议题就是确定了党的行动纲领。陈克第一次全面介绍了社会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来龙去脉。同志们第一次清楚的知道了敬爱的陈书记一直宣传的“人民革命”的起源与出处。当然,这并没有让同志们认为陈书记是个“洋奴”。也并没有让同志对马克思恩格斯心生什么向往之情。

    陈克一直很担心同志们的崇洋媚外情绪,历史上党内整顿“共产国际派”也是毫不手软的。中国革命的主导权绝对不能落到外国人手里头,这是陈克的底线之一。在未来,人民党顶多名义上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是实质上的任何指挥权都必须由中国掌管。

    很明显,人民党的同志们并没有人希望外国人来指挥中国人。他们甚至对马克思本人都兴趣缺乏。陈克写过的那本《唯物主义的兴起与中国的文化传承》已经足够这些人去研究了。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理论书籍对同志的吸引远万里之外的欧洲人名。

    放了心的陈克开始布置第一次党代会的行动方向,现阶段人民党的工作就是以凤台县为核心,以凤阳府为主要经营方向,在整个安徽发动革命。党中央负责主力部队清剿各地的满清官府与官军,最大限度的确保敌人不能杀进外围根据地。

    有了工作布置就有人事安排,令陈克有些惊讶的是,原先的人民党七书记竟然只有一人主动表示想去外面工作。中央书记处临时选拔的七位书记分别是陈克、尚远、华雄茂、游缑、秦守、宇文拔都、路辉天。这里头游缑管工业,华雄茂管军队,宇文拔都和路辉天管民政,他们都表态不愿意离开,秦守管后勤,他从来不爱说话,这次也没有表态。只有尚远一个人表示,他想去新根据地去工作。倒是原先的中级干部们一个个跃跃欲试,他们将以被打下的围子为中心,成为各个区的领导者。从权限上来说,他们已经拥有了与陈克当初带着大家一起到凤台县来时一样的权限。

    陈天华其实在同志们们当中名望颇为响亮,陈克是很希望陈天华出任党内的宣传部长的。而陈天华则给了陈克另一个惊讶,他坚决要求回到河北去进行革命工作。而且希望党中央给与未来的河北根据地以有力的人员支持。对于这样的请求,不仅陈克不理解,那些很仰慕陈天华的同志,特别是那些日本同志也非常不理解。

    不过很多同志马上就要去外地工作,这些不解也来不及多说。会议的第二个议题,陈克以全票当选为党中央书记处的主席。甚至连竞争对手都没有。因为党主席不是政府主席,政府主席是有年限的。党主席则可以无限连任。这算是正式确定了陈克在党内的领袖地位。

    第三个议题就是在凤台县内进行的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以及随之进行的各级行政机构的选举与委派。人民党同志其实不太理解这种选举的意义何在。人民党不好容易获得了凤台县的实际权力,按照大家的传统思维,现在就是人民党指挥凤台县人民建立新秩序的绝佳时机。为何要把好不容易获得的权力交给人民?这是大多数同志不解的地方。

    在这个问题上陈克主席采用了高压政策,他使用了高压手段来力保此议题的通过与执行。陈克的解释很简单,既然人民党的同志坚信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且人民党也有能力保证自己在人民代表大会与各级政府当中的人员优势,那么现在就是人民党接受人民的监督,接受人民的批评。看看自己能否真正的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

    陈克甚至用了“威胁”的语言,凡是不敢接受人民监督的,都不是合格的人民党党员。

    既然陈克已经把问题拔高到党员是否合格的高度,大家虽然对陈克的话还是半懂不懂,不过也都识趣的表示了同意。

    党代会开到了12月5日才闭幕,会议选出了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共有120名党员当选了委员会委员。而这120人选出了25名中央书记处成员,也就是政治局成员。25人当中,又选出了七名常委。与上一次的唯一不同就是尚远没有继续当选,而由齐会深接替了尚远的职位。

    会议结束之后,20名同志立刻开拔,前往各个解放区,军委等人开始筹划迫在眉睫的两大军事行动。攻打凤阳府以及攻打安庆府。蒲观水已经内定成为凤阳府军区司令,并且正式成为政治局的一员。军委主席自然由党主席兼任,陈克现在就是军队最高的领导者。而何足道并没有成为地方干部,而是成为掌管军政的副主席,华雄茂成为掌管军令的副主席。

    第一次全国会议之后,陈克才算是有时间正式和陈天华聊聊。与陈克一样,陈天华的变化同样巨大。这个在历史上蹈海而死的青年绝非什么温和的人。和陈克在一起的时候,陈天华是颇为激烈的,兴奋时慨然高歌,或者沧然泪下也不是多稀奇的事情。历史上1904年底,由于参加黄兴领导的未遂长沙起义遭到搜捕,陈天华不得不东渡日本避难。他进入法政大学,开始研读西方近代政治社会学说。这些学说,冲击着陈天华的思想,但是一路挫败,也使得他怀疑这在中国能否实现。由于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日夜忧心,陈天华“情绪悲观,神色憔悴,每与友人提及天下大事,都未语泪先流,有时几乎整天泪眼不干”。

    当时正值日俄战争,这场争抢在华势力范围的厮杀就在中国东北境内进行,清政府没有能力约束交战双方,只好宣布“局外中立”。1905年1月,日本《万朝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预言中国即将被瓜分,这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引起了骚动。

    陈天华当即撰写了《要求救亡意见书》,要求满清政府实施宪政、救亡图存。他提出,应当实行变法,早定国是,予地方以自治之权,予人民以自由、著述、言论、集会之权。同时,国民应当承担当兵、纳租税、募公债、为政府奔走开导的义务。

    陈天华进而决定身体力行,预备拼将一死,去北京上书。这在留日学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也就是在这不久,陈天华接到了陈克委托秋瑾送去的信,在心情郁闷中,他才踏上了回国见陈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