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车队通过马马耶夫岗和1075高地时,天色已渐渐地暗了下来。我望了望车窗外越来越暗的天色,随后扭头和基里洛夫商议:“政委同志,您看,天已经黑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先找给地方把部队安顿下来?”

    听我这么说,基里洛夫先是一愣,接着反问道:“奥夏宁娜同志,部队今晚不进城了?”

    我摇摇头,回答他说:“我们不熟悉城里的情况,贸然把部队开进城去,在夜色中很容易和友军发生误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所以我打算让部队先到马马耶夫岗后面的居民点集结,您和班台萊耶夫召集各团的团营级指挥员开个会,研究一下明天的战斗该怎么打?”

    基里洛夫等我说完,好奇地问道:“奥夏宁娜同志,您不和我们一起去居民点吗?”

    “我也立即赶到集团军司令部,找司令员了解一下柳德尼科夫师的情况如何,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出明天的作战计划。”

    “为了您的安全起见,我认为您至少要带上一排的战士。”听说我要到集团军司令部去接受任务,基里洛夫又为我的安危担心起来,所以絮絮叨叨地叮嘱我要多带部队一起去。

    其实就算他不说,我也会为自己的安全考虑,胜利已经在望,要是我这个时候被一颗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过来的子弹打死,那可真太冤枉了。

    我平安无事地来到了集团军司令部,一走进门就被面朝着门口坐的克雷洛夫看到了,他扭头冲旁边说了一句:“奥夏宁娜同志来了!”说完便起身迎了上来,同时主动地向我伸出了双手。

    我和他握手时。见桌边又站起几个人。我定眼一看,发现原来是崔可夫、古罗夫,还是政治部主任瓦西里耶夫。和克雷洛夫握过手以后,我又走过去向他们几人敬礼握手。

    打完招呼,崔可夫就询问起我师和顿河方面军会师的详细经过。虽然以前我曾经发过几次电报。向集团军司令部报告过此时,但此刻见崔可夫想了解具体的情况,于是我又从座位上站起来,向他们详细地汇报了一遍。

    我汇报的时候,见在座的人都是一副安之若素的样子,心中不禁暗想:难道柳德尼科夫师已经打破了德军的包围。否则他们的表情都是这么镇定呢?

    等我的汇报一结束,古罗夫就扭头对崔可夫说:“司令员同志,怪不得这两天德国佬在城里的进攻完全停止了,原来是罗科索夫斯基将军所发起的进攻,有利地牵制了德军的主力部队。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抽调部队去填补那些被我军打开的突破口,所以无力再在城里和我们进行城市的争夺战。”

    “这样也好。”崔可夫意气风发地说道:“既然德国人没有能力进攻我们,那么就换我们去进攻他们吧。”

    我因为关注着在柳德尼科夫师效力的卡尔波夫上尉,所以等崔可夫一说完,就迫不及待地问道:“司令员同志,不知道现在柳德尼科夫上校的处境如何?”

    崔可夫抬头看了我一眼,把头转向了克雷洛夫所在的方向,吩咐对方:“参谋长同志。还是由您来向奥夏宁娜同志介绍一下柳德尼科夫上校的情况吧。”

    克雷洛夫点点头,站起来对我说道:“奥夏宁娜同志,柳德尼科夫师被德军包围伏尔加河边一块长一公里。宽三百米的狭窄地带。大反攻开始后,我们曾经命令和该师只间隔三百多米的戈里什内上校的步兵第95师,和柳德尼科夫师一起对驻扎在中间地段的德军实行相向攻击,以达到打破包围,实现会师的意图。

    战斗开始后,两个师的指战员都表现得很英勇。特别是柳德尼科夫师的不少指战员,在弹药用光的情况下。扔下手里的枪支,握着手榴弹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向前勇敢地前进。用手榴弹炸掉了一个又一个被德军占据的火力点。第一天战斗结束后,两个师伤亡了将近五百人,可只向中间推进不到一百米。我们晚上研究战报时发现,只靠步兵的进攻,我们既无法歼灭前出到‘街垒’工厂区域的敌人,也无法将柳德尼科夫师尽快地解救出来。因为我们既没有坦克,也没有预备队。

    我们该怎么办?怎样才能把柳德尼科夫师解救出来?

    正当我们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好办法时,集团军炮兵司令员霍加尔斯基忽然提出,说在这种时候,我们在伏尔加河左岸的大炮就能派上用途,可以用东岸的炮火来消灭敌人。

    霍加尔斯基将军刚提出自己的建议,坦克兵副主任魏茵鲁布中校就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说我们要实施这一作战方案有许多困难:要非常准确地对敌人的每个据点实施射击,这需要神炮手。神炮手我们有,但要从西岸进行射击校正却很困难,因为流冰的冲击经常使有线通信中断,而无线通信效果又太差、很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