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可以根据我的心愿，来为突围出来的这些指战员安排合适的岗位时，心里就不禁一阵狂喜。我清楚地知道，能从敌人的重重包围圈里逃出来的人，除了在忠诚度上没有什么问题，而且通过残酷的战斗，他们都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不管将来是当指挥员或者普通的战士，都能成为部队中的战斗骨干。
想到这里，我扭头问基里洛夫：“军事委员同志，不知道其他的同志在什么地方？”
“在附近的一个军营里。”基里洛夫回答我的时候，还特意看了一眼从我进来就始终一言不发的别济科夫，感激地说：“是参谋长同志亲自为我们的安排的。”
我有些意外地看了别济科夫一眼，心说他办事还是挺靠谱的，我还没吩咐，他已想到我前面去了。于是我笑着对他说：“参谋长同志，您做得很好，谢谢您！”
别济科夫呵呵地笑着说：“司令员同志，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况且基里洛夫以前在中央委员会时，就曾经多次和我打过招呼，也算是我的老朋友了。”
人熟好办事，这是我听完别济科夫的话以后，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我没有向基里洛夫核实这话的可信度，而是直接吩咐别济科夫：“上校同志，带我去看看我们的指战员。还有军事委员同志，和阿赫罗梅耶夫少校也一起去。”
看着我们要离开，没被我点到名字的丹尼洛夫有些着急了，他急匆匆地问道：“司令员同志，那我呢？”
“副司令员同志，您就不用去了。”想到待会儿要见的都是昔日自己的部下，如果他们见到一个和我军衔相同的指挥员出现，估计见面的场景就会显得尴尬。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所以我才不愿意让丹尼洛夫一起去，不过该做的表面文章还得做，我笑着向他解释：“如果我们都离开了。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连个负责的人都找不到。您还是留在司令部里，负责处理日常的工作吧，反正我们也去不了多久。一会儿就回来了。”
丹尼洛夫虽然听出了我婉拒的意思，但听我把话说得如此冠冕堂皇，他也不好反驳，只能硬着头皮答应说：“好吧，既然是这样。那我就留在司令部里吧。”
从司令部所在的位置到兵营，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所以我就没乘车，而是步行前往。在路上，我问走在身边的阿赫罗梅耶夫：“少校，和你们一起突围出来的指挥员，还有些什么人，第79步兵军的指挥员多吗？”
听到我的这个问题，阿赫罗梅耶夫的脚步不由停顿了片刻，但很快又跟上了我。嘴里说道：“司令员同志，由于我们这一部分以原**师的部队为主，所以突出来的指挥员，都是昔日**师的老人。而其余第79军的指战员，在突围时不是被打散，就是跟随罗曼诺夫将军向西北方向突围了。”
虽然阿赫罗梅耶夫说得很婉转，但我心里很明白，在基辅保卫战的日子里，不管是第79步兵军、雷巴尔科的坦克集团军，还是那几个近卫师。伤亡的情况一定非常惨重。最高统帅部派出的飞机，只将包括雷巴尔科在内的几名高级指挥员接了出来，剩下的能否脱险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但我们来到了兵营的操场上，别济科夫叫过一名兵营里的执勤军官。向他交代了几句后，走到了我的身边，低声对我说：“丽达，你在这里稍稍等一下，那些指战员很快就会出来集合的。”
我见他安排得很妥当，便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同时目光移到了刚刚那名执勤军官的身上，想看看他是如何把兵营里的指战员们叫出来的。
执勤军官一路小跑着来到了操场另外一侧一排木制的平房外面，停止了脚步，在原地立定后，掏出了一个哨子使劲地吹了起来。随着他的哨声响起，平房一扇扇禁闭着的木门忽然打开，从里面跑出了成群结队的指战员。他们大多数人穿的还是旧式军装，军衔用的还是别在领章上的那种。
当他们排成了整齐的四排以后，那名执勤军官转身跑了回来。在我的面前立正敬礼后，大声地报告说：“司令员同志，部队已集结完毕，请您指示！”
我冲执勤军官点头笑了笑，随即抬腿朝列队完毕的指战员们走过去。我来到这帮在敌后周旋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才回到了我军防区，衣衫褴褛的指战员们面前，停止脚步后，我先抬手向他们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同时感情真挚地说了一声：“同志们好！”
“司令员同志好！”由于我在离开基辅时，就是第聂伯河战役集群的司令员，所以这些指挥员都习惯性地称呼我为司令员。
“指战员同志们，我代表近卫第6集团军的全体指战员，欢迎你们回来。”说完这句话，我就上前一步，挨着和队列的指战员们握手。
指战员们经过了长途跋涉，个个都已疲惫不堪，但他们在队列里还是努力站得笔直。我在和他们握手时，虽然大部分看到的都是陌生面孔，但还是看到了许多我所熟悉的人：侦察营副营长特拉夫金上尉；游击队的成员原俄罗斯特别军区坦克第22旅的幸存者，连长沙姆里赫上尉，政治指导员沙伯瓦连科，坦克连副连长雅库达中尉。
想到这里，我扭头问基里洛夫：“军事委员同志，不知道其他的同志在什么地方？”
“在附近的一个军营里。”基里洛夫回答我的时候，还特意看了一眼从我进来就始终一言不发的别济科夫，感激地说：“是参谋长同志亲自为我们的安排的。”
我有些意外地看了别济科夫一眼，心说他办事还是挺靠谱的，我还没吩咐，他已想到我前面去了。于是我笑着对他说：“参谋长同志，您做得很好，谢谢您！”
别济科夫呵呵地笑着说：“司令员同志，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况且基里洛夫以前在中央委员会时，就曾经多次和我打过招呼，也算是我的老朋友了。”
人熟好办事，这是我听完别济科夫的话以后，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我没有向基里洛夫核实这话的可信度，而是直接吩咐别济科夫：“上校同志，带我去看看我们的指战员。还有军事委员同志，和阿赫罗梅耶夫少校也一起去。”
看着我们要离开，没被我点到名字的丹尼洛夫有些着急了，他急匆匆地问道：“司令员同志，那我呢？”
“副司令员同志，您就不用去了。”想到待会儿要见的都是昔日自己的部下，如果他们见到一个和我军衔相同的指挥员出现，估计见面的场景就会显得尴尬。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所以我才不愿意让丹尼洛夫一起去，不过该做的表面文章还得做，我笑着向他解释：“如果我们都离开了。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连个负责的人都找不到。您还是留在司令部里，负责处理日常的工作吧，反正我们也去不了多久。一会儿就回来了。”
丹尼洛夫虽然听出了我婉拒的意思，但听我把话说得如此冠冕堂皇，他也不好反驳，只能硬着头皮答应说：“好吧，既然是这样。那我就留在司令部里吧。”
从司令部所在的位置到兵营，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所以我就没乘车，而是步行前往。在路上，我问走在身边的阿赫罗梅耶夫：“少校，和你们一起突围出来的指挥员，还有些什么人，第79步兵军的指挥员多吗？”
听到我的这个问题，阿赫罗梅耶夫的脚步不由停顿了片刻，但很快又跟上了我。嘴里说道：“司令员同志，由于我们这一部分以原**师的部队为主，所以突出来的指挥员，都是昔日**师的老人。而其余第79军的指战员，在突围时不是被打散，就是跟随罗曼诺夫将军向西北方向突围了。”
虽然阿赫罗梅耶夫说得很婉转，但我心里很明白，在基辅保卫战的日子里，不管是第79步兵军、雷巴尔科的坦克集团军，还是那几个近卫师。伤亡的情况一定非常惨重。最高统帅部派出的飞机，只将包括雷巴尔科在内的几名高级指挥员接了出来，剩下的能否脱险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但我们来到了兵营的操场上，别济科夫叫过一名兵营里的执勤军官。向他交代了几句后，走到了我的身边，低声对我说：“丽达，你在这里稍稍等一下，那些指战员很快就会出来集合的。”
我见他安排得很妥当，便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同时目光移到了刚刚那名执勤军官的身上，想看看他是如何把兵营里的指战员们叫出来的。
执勤军官一路小跑着来到了操场另外一侧一排木制的平房外面，停止了脚步，在原地立定后，掏出了一个哨子使劲地吹了起来。随着他的哨声响起，平房一扇扇禁闭着的木门忽然打开，从里面跑出了成群结队的指战员。他们大多数人穿的还是旧式军装，军衔用的还是别在领章上的那种。
当他们排成了整齐的四排以后，那名执勤军官转身跑了回来。在我的面前立正敬礼后，大声地报告说：“司令员同志，部队已集结完毕，请您指示！”
我冲执勤军官点头笑了笑，随即抬腿朝列队完毕的指战员们走过去。我来到这帮在敌后周旋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才回到了我军防区，衣衫褴褛的指战员们面前，停止脚步后，我先抬手向他们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同时感情真挚地说了一声：“同志们好！”
“司令员同志好！”由于我在离开基辅时，就是第聂伯河战役集群的司令员，所以这些指挥员都习惯性地称呼我为司令员。
“指战员同志们，我代表近卫第6集团军的全体指战员，欢迎你们回来。”说完这句话，我就上前一步，挨着和队列的指战员们握手。
指战员们经过了长途跋涉，个个都已疲惫不堪，但他们在队列里还是努力站得笔直。我在和他们握手时，虽然大部分看到的都是陌生面孔，但还是看到了许多我所熟悉的人：侦察营副营长特拉夫金上尉；游击队的成员原俄罗斯特别军区坦克第22旅的幸存者，连长沙姆里赫上尉，政治指导员沙伯瓦连科，坦克连副连长雅库达中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