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指挥部,连水都还没来得及喝一口,摆在桌上的电话便响了起来。别济科夫离电话最近,随手就抓起了电话。他听了片刻,便从座位上战起来,陪着笑恭恭敬敬地说:“您好,您好!请问您有什么指示吗?……是,是,我明白,……好的,我会向司令员同志转达您的命令。”

    他一放下电话,就向我报告说:“司令员同志,刚接到方面军司令部的电话,命令您和军事委员、副司令员三个人,立即赶到方面军的战地临时指挥部。”

    丹尼洛夫听完,一脸茫然地望着我问道:“方面军司令部好像还从来同时召集过我们三个人,难道是出了什么大事吗?”

    “没错,副司令同志,肯定是出大事了。”基里洛夫笑着说道:“您想想,如果不是大事的话,怎么可能把我们三个人都召过去呢?”

    “会有什么大事呢?”丹尼洛夫皱着眉头苦苦思索起来,片刻后,他突然睁大眼睛,吃惊地说:“难道是瓦图京觉得我们在最近的战斗中表现得不好,要把我们三个人叫去臭骂一顿,没准还会受到降职处分?军事委员同志,您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行了行了,军事委员同志,您就别再逗副司令员同志了。”我看丹尼洛夫都开始胡思乱想起来,连忙制止了基里洛夫开玩笑的举动,主动向对方解释说:“我觉得瓦图京司令员叫我们三个人去司令部,肯定是召开军事会议。至于内容嘛,那根本不用猜。肯定是和大反攻有关的。”

    “大反攻?!”丹尼洛夫听我这么说。顿时眼前一亮。在得到我的确认后。他立即站起身来,将摆在面前的笔记本和铅笔收进了公文包,开始催促起我们:“司令员、军事委员,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出发吧。”

    我们三个人挤在同一辆吉普车上,在另外两辆吉普车的护送下,朝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前进。很久没到外面来过的基里洛夫和丹尼洛夫,看着路边行进着车辆和指战员。以及各种防御工事,忍不住指着窗外开始议论起来。

    坐在副驾驶位的我,听到丹尼洛夫在说:“军事委员同志,您看看那个山坡上的阵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前面的视野也被扫清了,德军就算付出惨重的代价,也不见得能夺下来。”

    基里洛夫谦虚地说:“副司令员同志,我在军事方面是外行。不过早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丽达指挥一个师坚守在马马耶夫岗。足足几个月时间,德军都无法前进一步。……”

    我听到基里洛夫的夸奖。不禁感到一阵脸红,连忙转过身子对他说道:“军事委员同志,您别夸奖我了,那根本不是我的功劳。如果不是战士们打得英勇顽强,我们根本没法坚守几个月之久,更别说像一道闸门似的挡住敌人,让他们一步都不能前进。”

    基里洛夫扭头看着旁边的丹尼洛夫,笑容可掬地说:“副司令员同志,您看看,丽达就是太谦虚了。当时离马马耶夫岗不远,有一个高地,也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坚守高地的部队,几乎每天都要被打光一个连、一个营甚至一个团的兵力,而且还几度易手,但到战役结束后,这座高地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没错,军事委员同志,”丹尼洛夫也附和着基里洛夫说:“以前我始终觉得战争是男人的事情,女人根本不能参与。说句实话,奥夏宁娜同志来担任集团军司令员的职务,我心里是有意见的。但作为一名老布尔什维克,我虽然心里有很多不满,但对于上级的命令,我还是坚决服从的。这次战役爆发后,我对司令员在战前的很多安排是不满意的,觉得按照她这样的部署,是根本挡不住敌人进攻的。”说到这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可是等战斗打响后,看到敌人在这些防御部署面前束手束脚,进展迟缓时,才扭转了我对她的看法。”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夸奖,让我感到有点无地自容,只好把目光转向窗外,以摆脱自己尴尬的境地。就在这时,我忽然听到丹尼洛夫说了一句:“也不知道今天开会,能不能看到阿帕纳先科大将?”

    我连忙转身问丹尼洛夫:“方面军副司令员怎么了?”

    丹尼洛夫听到我这么问,不禁瞪大了眼睛,吃惊地说:“怎么,您还不知道?”

    我一头雾水地反问道:“我该知道什么?”

    “我听瓦图京司令员说,他最近又在各集团军的防区到处跑。司令员担心他的安危,特意打电话让我留意,如果遇到他的话,千万别让他到危险的地方去。”说到这里,他望着基里洛夫惊诧地说:“难道上次大将同志到集团军司令部的事,您没有告诉奥夏宁娜吗?”

    “没有,”基里洛夫摆摆头说,“我以为瓦图京司令员会告诉她这件事,所以就没和她说过这事。”

    “副司令员同志,您知道大将同志最近在什么地方吗?”我知道在真实的历史里,阿帕纳先科就是这几天因为遭到德军的空袭而牺牲的,所以对他的安危格外关注,所以迫不及待地问丹尼洛夫:“他如今身边的警卫力量有多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