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马乡这里地势崎岖不平,自古以来就民风彪悍,盗匪辈出,之所以被称做“下马”乡,就是剿匪的官兵到这里不能骑马了,才因之得名。

    解放后,这里的匪患闹到五八年才彻底平息,这还是采用了“只究首恶,其余不问”的策略,否则的话,乡里的自然人口减员三分之一都未必剿得平。

    等文革开始之后,阴平县有人提出要清算下马乡山民手上欠着人民的血债,结果一夜之间,无数青壮汉子持起猎枪重操旧业,搞得前来清算的红卫兵小将们死伤狼籍,一时间无人敢再踏入下马乡。

    最后还是凤凰地区和阴平县的革委会先后确认,下马乡这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阵风波才逐渐平息。

    后来又是有军队响应号召前来“支左”,不过当时的群众团体都是左派,部队本想是“一碗水端平,支左不支派”的,但事实上还是搞成了支派,这次下马乡被卷了进来,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之后,山民们再次啸聚山林充当了绿林好汉。

    直到“十年浩劫”结束,好汉们都没出山,再次平静就是7年的事儿了,那还是县政府借着落实政策的机会,放出了“自首不究”的风,又号称再不听话就要调来军队围剿,后来又诱捕了几个名声响亮的家伙,三管齐下,才将局面稳定了下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为了下马乡的铝土矿,也为了驯服这些悍勇的家伙,县政府拨款修了一条路,这里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下马乡才逐渐摆脱了留给别人的“土匪”印象。

    铝矾土能外运了,下马乡这儿风波再起,随着各路亡命纷纭而至。山民们头一次发现,原来这世界上还有比他们还不怕死的主儿。

    几番较量之后,亡命徒们逐渐在下马乡站住了脚,开始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

    尝到厉害之后,山民们也不想跟外来的势力叫阵,毕竟现在地生活条件改善不少了。而且平安的生活也是人人都向往的,可是这些外来势力一旦过分地压榨本地人,那也绝对没好果子吃。

    打大仗山民们打不起,但时不时地挖个陷阱放个冷枪,干掉个把两个落单的家伙,那是轻松至极的事情。

    这些外来势力领教了“土匪之乡”的厉害之后,倒也不敢再小看这些老实巴交地山民了,像现在采用的就是“拉拢分化”的策略。每个势力里都有那么一部分本地人。

    现在阴平警察局的一干领导倒是跟那里没什么关系了最起码摆在明面上的是没有了,不过,一般警察不凑上二三十个也不敢去那里,至于下马乡派出所的警察,那就彻底地同各个势力沆瀣一气了,大事儿不管只管小事儿。

    安道忠足足花了十分钟,才向陈太忠解释清了这种混乱的局面。到最后叹口气,“那个地方,不治理一下,也确实不行了。”

    “那就派武警呗,”陈太忠哼一声,才转回正题,“对了老安,这件事你跟谁透过风声?我不是说要保密的吗?”

    “你可冤枉死我了,你不让说,我怎么敢说啊?连马区长那儿我都没透漏风声。”安道忠登时叫起苦来,“这两天我一直在办事处出方案呢,等一下就好了,我拿过去给你看……”

    那会是谁打地这个恐吓电话呢?陈太忠就琢磨开了,他不能忍受这种赤裸裸的挑衅,完全不能忍受,无论是出于尊严,还是出于对这种鬼鬼祟祟的小人的怨念。

    想了想,他还是给古昕打了一个电话,报上了刚才骚扰自己的电话号码。“你帮我查一下,靠,敢恐吓国家干部,还反了他们呢!”

    对这种事儿,古昕也没敢耽搁。马上就派出了人手去查。同时还支使了一辆警车停到电机厂宿舍附近,安排了俩小警察在那里喝茶看报纸。

    对那些穷凶极恶之徒。他还是相当了解的,陈太忠本事高,倒是不怕别人骚扰,但是陈父陈母却是老实巴交的工人,万一被人惦记上,就可能酿成惨祸。

    当然,按说只是一个恐吓电话地话,陈太忠的父母是享受不到这种保护的谁知道是不是有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瞎打着玩呢?